《反動義士詩抄》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影響很是年夜的一部詩歌全集，因詩歌作者和詩歌內在的事務的特別性，其內在曾經超越了詩歌自己，具有多重的價值和意義。並且《反動義士詩抄》的變更很年夜，版本很是多。[1]本文重要選擇1959年頭版、1962年增訂本、1966年簡編本、1978年和1980年的重印本以及1982年的續編這幾個版本，繚繞它的編輯經過歷程以及版本的變更，應用中國古代文學館館躲的蕭三往來手札，經由過程一些詳細的細節和事例闡釋《反動義士詩抄》出書史所隱含的文明政治內在，以及編者和讀者的精力史和心靈史。
第一排左起：1959年頭版、1962年增訂本、1966年簡本；
第二排左起：1978年“本社編”重印本、1980年“蕭三編”重印本、1982年續編本
一 “義士”與《反動義士詩抄》的版本
作為反動精力的集中表現者，義士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行中歷來是停止政治發動、塑造平易近族精力的主要資本。毛澤東曾屢次餐與加入義士的相干運動，如悲悼會、題寫挽詞和留念詞等，并高度評價義士精力在平易近族自力息爭放工作中的主要價值。[2]1945年他在《論結合當局》中說：“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國民的好處，在我們的前頭勇敢地就義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號，踏著他們的血跡進步吧！”[3]新中國成立后，反動義士組成了國民政權符合法規性的主要起源，為“留念逝世者，鼓舞生者”，“國民好漢留念碑”被建造并成為留念、懷念好漢義士的永遠性建筑，其碑文、浮雕design高度凝練了中國追求自力、束縛的汗青，組成了象征平易近族汗青和平易近族精力的“記憶之場”[4]。
繚繞義士所建構的“記憶之場”，除了全國各地的留念碑、留念館外，還有各類留念運動、出書物等，都以象征性的方法保留反動汗青，經由過程典禮、什物等分歧方法付與其反動的神圣性。《反動義士詩抄》作為“記憶之場”，異樣經由過程詩歌、義士列傳的方法來結構汗青記憶，銘刻反動前驅，以抵禦遺忘。蕭三在主編《反動義士詩抄》的序文中就講道，“我想起來了，中國反動的成功，真不是等閒得來的呵！我們明天的不受拘束幸福生涯，是有數義士用性命和鮮血換來的”[5]。分歧于同時代的反動汗青題材的作品，《反動義士詩抄》不是普通的詩歌選本，所進選的詩歌，年夜多不是專門研究的作品，作者也非專門研究的詩人，但卻具有普通性詩歌所沒有的特質：作者是義士。是以蕭三在序文里面說，“這本《反動義士詩抄》不是通俗的‘詩抄’或‘詩集’。它的意義遠遠跨越普通的詩文集”[6]。
“記憶之場”的高度象征性和效能性，決議了義士成分的認定、詩歌的回屬極為主要，由於這關乎《反動義士詩抄》的真正的性和嚴厲性，這些義士和他們的詩歌曾經超出了小我，任何誤差都能夠會對反動精力和平易近族汗青形成毀傷，影響“記憶之場”的純潔性，《反動義士詩抄》的版本變更重要有：
1959年頭版，共支出43位義士的遺詩118首。蕭三主編。
1962年增訂本，增添50位義士的遺詩102首，共支出93位義士的遺詩220首，蕭三主編。
1966年簡編本，支出53位義士的遺詩61首。無主編。
1978年重印本，支出81位義士的遺詩158首。本社編。
1980年重印本，支出81位義士的遺詩158首。蕭三主編。
1982年續編，支出110位義士的遺詩295首。蕭三主編。
《反動義士詩抄》的版本以及作者的變更重要有兩個緣由：一是由於時期政治的變更，部門作者的成分認定有變招致的刪除私密空間，如瞿秋白等。二是新發明的義士遺詩補進。[7]這里根據中國古代文學館館躲的蕭三手札等材料，聯合幾位義士的進選、消散、復出的經過歷程，展現一些相干的汗青細節。
瞿秋白的詩作在《反動義士詩抄》中經過的事況了屢次反復。瞿秋白的詩在1959年頭版支出5首，1962年增訂本增添至9首，1966年簡編本只要1首，1978年和1980年的重印本沒有選進，1982年續編恢復到9首。瞿秋白詩作的刪除緣于他的《多余的話》，“文革”中被認定是瞿秋白反叛自首的罪證，直到1980年10月才得以平反。有讀者以為1978年的重印本對瞿秋白等良多義士不公，“盼望出書社可以或許給這本好書落實政策，推倒一切誣告不實之詞，恢復它應有的原來臉孔”[8]。《反動義士詩抄》續編選進瞿秋白的詩作，蕭三無為其恢復聲譽的目標，1981年11月14日梅嘉陵致蕭三的信中就講到這個題目：
在《續集》中，重錄瞿秋白等義士的詩作，您這個斟酌是有事理的。開端校稿時，我只想到既是“續集”，重刊增訂本的詩作，似無需要。后來，料想您能夠是要為瞿秋白等義士恢復聲譽（由於“本社編”的阿誰簿本刪往了幾位義士的作品）。此刻，我很批准您的看法，應當按您的意思辦。瞿秋白義士的詩作，往年編錄《續集》時，我就很想找到一些新的材料，但都是零碎的片斷，限于前提，一時尋不得手稿或原版本核對，不敢輕率從事。本年六月后，才陸續從一九五三年出的《瞿秋白文集》及束縛前的報刊上看到了瞿義士的不少詩作。同時，廣州醫學院傳授陳炎冰師長教師處還保有義士于一九三五年夏親筆書贈給他的三首詩詞手跡（陳原在偽36師當過軍醫，瞿義士囚在汀州牢獄時，陳常為他看病）。這些作品，曩昔的《增訂本》中是沒有收錄的。我想，此刻來不及節錄一些到《續集》中了，以后如再編第三集詩抄時，可以斟酌這個題目。
由於《反動義士詩抄》的特別性，在作者和詩作的選擇上都是極端謹嚴的。認定的經過歷程以及義士小傳的撰寫、相干的注釋，都要顛末細致的查詢拜訪和分辨任務，在向相干的留念館、博物館等機構以及義士的親朋停止求證并確認后才定稿。好比義士趙世炎的詩作的認定就頗能闡明這個題目。中國青年出書社1961年12月27日致蕭三信中先容了趙世炎一首詩歌的分辨經過歷程：
關于世炎同道的遺詩題目。趙年夜姐與陳善一同道已于上周返京，我們即往德律風訊問在滬核實詩源情形。據陳善一同道告，他曾悠揚的向黃仲蘇自己問及（未便于正面表現猜忌）：義士遺詩能否為那時抄寫并保留到此刻的，仍是現今憑記憶記載的？黃答覆是那時抄寫并保留到此刻的。陳又意在言外的表現：紙張和墨跡頗新，能這般保留上去真不不難！黃即避而不答，并將話鋒轉到別處。談過半晌，陳再次問及這些詩篇是在什么情形下抄寫并若何保管到此刻的？黃笑了一下，依然采取回避立場，不作答覆。是以，陳善一同道以為，遺詩的靠得住性仍然令人生疑。別的，陳善一同道還向我談到黃的現狀：對樸直在寫一部小說，卻以一個政治上處于“中心”狀況的人物為作品的重要人物（實即寫黃仲蘇自己），并有激烈頒發欲看。黃為此常日不下班，黌舍方面也頗有興趣見。依據上述各種情形判定，這些詩句恐非世炎同道所作，以不收編為宜。
這封信還提到了對彭湃遺詩“附錄”的作者譚達先的政治判定題目：
彭湃同道遺詩“附錄”的作者譚達先題目。中山年夜學中文系黨總支函復：“譚達先師長教師是我系講師，群眾，家庭出生田主，怙恃土改時他殺，未發明有嚴重政治題目，表示普通。我們以為‘彭湃同道與大眾文學’一文可以收編在‘反動義士詩抄’增訂本中。”
編者對作者、作品的選擇固然極端謹嚴，但《反動義士詩抄》里面也存在義士以及詩歌的誤認景象。好比義士盧志英的一首《無題》詩，“是志英同道聞某同道在福建被捕進獄時寫的”，題寫在獄中墻壁上的一首“盡命詩”，后被支出了《反動義士詩抄》，但這首詩實在是蕭軍在《八月的村落》中所描述的兵士們悼念戰友時唱的歌。[9]別的，張愷帆曾被捕進獄三年零十個月，在獄中作《獄中隨感》20首。1931年左聯五義士被害，張愷帆用撿來的鉛筆在牢獄墻上寫下“龍華千古仰高風，勇士身亡志未窮。墻外桃花墻里血，普通艷麗普通紅”，簽名“捫虱居士”。新中國成立后，在清算仇敵牢獄時發明此詩，被誤認為是義士遺作，《反動義士詩抄》收錄此詩，落款《龍華殉難者獄中遺詩》，沒有簽名。后來得知作者是張愷帆，並且沒有就義，蕭三是以寫信向他道歉。張愷帆回信說：“我是幸存者，能獲義士稱號，當不堪幸運，何歉之有！？”[10]
二 “主編蕭三”與匿名的編者
中青社出書《反動義士詩抄》和它的定位有關。作為共青團中心直屬的出書機構，中青社很是器重青少年的思惟教導，鼎力組織反動斗爭回想錄和反動好漢人物列傳故事的編纂出書，到1962年印行總數已跨越兩萬萬冊，此中反動好漢人物列傳故事有三十五種，反動斗爭回想錄三十六種，包含《在毛主席四周》《王若飛在獄中》《劉胡蘭小傳》《董存瑞的故事》等，以及反應反動汗青上嚴重事務和活動的《紅旗飄飄》（已出書十六集）、《束縛戰鬥回想錄》、《在猛火中長生》、《不倒的紅旗》、《第一個風波》、《輝煌的五四》、《一·二九回想錄》等。[11]《反動義士詩抄》就是此中一種。
《反動義士詩抄》主編蕭三很是重視回想錄和列傳的意義，他以為“這類著作是對寬大國民、特殊是對青年一代，停止反動傳統教導和共產主義思惟品德教導的傑出教材”[12]。這是蕭三愿意為中青社同時主編《反動義士詩抄》和《反動平易近歌集》的緣由。《反動平易近歌集》也是一部詩歌全集，此中包含第二次國際反動戰鬥時代全國十五個反動依據地的反動平易近歌200多首，還包含第一次國際反動戰鬥時代的上海工人反動平易近歌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沿途的一部門反動平易近歌。[13]並且蕭三也有撰寫、主編人物列傳的豐盛經過的事況，如《毛澤東同道的青少年時期》（新華書店1949年版）、《朱總司令的故事》（蘇南新華書店1949年版）、《關于高爾基》（華北書店1943年版）、《人物與留念》（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年版）、《人物留念》（作家出書社1954年版），等等。
《反動義士詩抄》的編者除了主編蕭三，還有浩繁“隱身”的編纂者、義士詩歌的搜集者介入此中，如中青社的杜谷、李裕康、周振甫，還有湖南長沙的中小學教員梅嘉陵等人也都介入義士詩歌的搜集、編纂和注釋的任務，但在《反動義士詩抄》中倒是沒有簽名的。
《反動義士詩抄》的不竭補充和完美，得益于外界彌補的信息和供給的線索，“很多反動先輩和義士支屬又供給了不少新的可貴資料”，謝覺哉、李立三、南漢宸等供給了何叔衡、蔡和森、宣俠父等義士的列傳文章；蔡暢、楊之華、繆敏等具體校讀了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等義士遺作的抄稿。第一版時支出的《貴州殉難者獄中遺詩》，不知作者是誰，書出書以后，作者生前的戰友李策義士的愛人丁毅寫信告知主編蕭三，這首詩原是中共貴州思南縣委書記、貴州省委秘書長蕭次瞻的遺作。[14]在這本書出書刊行以前，編纂部曾將樣本送請董必武等人核閱，董必武對于全書編纂編製作了唆使，林伯渠核閱了樣本，并用尺幅年夜字為詩抄題詩一首，郭沫若在細讀小字樣本以后，也對書中傳抄和付梓上的訛誤、標點和注釋中的錯誤逐一詳加指導。[15]是以這本詩選是多人配合一起配合的結果，其他的幕后介入者也為《反動義士詩抄》面世做出了主要進獻，此中有幾小我不克不及不提。
杜谷（劉令蒙），中青社編纂，《反動義士詩抄》的謀劃者，他曾被胡風事務連累，被拘捕進獄近一年。這段經過的事況使得他固然介入了編選的經過歷程，但在《反動義士詩抄》的出書經過歷程中只能匿名、隱身。他曾回想：
這時為了留念開國十周年，報刊上陸續頒發了不少反動義士的詩篇，我早有興趣把它們搜集起來，加上義士生平的簡介和有關史實的注釋，編成一本反動義士的詩抄，以教導青年一代。我的這個謀劃，獲得那時編室主任江曉天的首肯，但待全書編好以后，我仍是不克不及簽名責編，更不克不及簽名主編。敬請五老（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吳玉章、謝覺哉）在書前題詩，只能用出書社的名義寫信；敦請蕭三寫序和擔負主編，需求向蕭老先容編纂顛末和編纂任務中的題目，則只能由編纂室的青年團員陪伴前去，並且不克不及先容我的名字。[16]
李裕康，中青社編纂，《反動義士詩抄》編纂出書的介入者，在1962年增訂本和1982年續編中出力甚多，中國古代文學館保存良多他和蕭三關于詩抄編纂經過歷程的往來手札，但異樣在《反動義士詩抄》中沒有簽名。中青社的王久安曾說：
搜集義士的遺作需求破費大批的精神，還要往和大量的義士遺屬打交道，主編蕭三同道不成能做如許沉重的任務，劉令蒙同道也難以擔負，編纂室主任就派了助編李裕康往協助完成這項任務。李裕康是我原開通書店的老同事，此時只要二十七歲，並且當過有名編纂家周振甫師長教師的助手，對古典文學讀物的常識很有基本，讓他協助做這項任務也是非常適當的。這也為劉令蒙同道調走后由他接替重印任務發明了前提。[17]
梅嘉陵，湖南長沙的一位中小學教員，在《反動義士詩抄》編選經過歷程中搜集到大批的義士詩作，中國古代文學館也有不少他和蕭三的往來手札。蕭三在1982年《反動義士詩抄》續編的序文中說：
十幾年來，很多熱情的讀者，特殊是湖南的梅嘉陵同道普遍彙集了不少在《詩抄》和《增訂本》中不曾支出的義士遺詩，并把它們寄給我。當我收到這些稿子時，是抱著極年夜的熱忱與激動的心境來讀的。我立即把稿子轉交中國青年出書社，提出出書《詩抄》續集。
蕭三當然是《反動義士詩抄》最主要的編者，也是1962年增訂本和1982年續編最要害的推進者。有研討者以為，“從當事人的回想來看，蕭三只是中國青年出書社委托掛名和寫序的編者”[18]。實在不完整是如許，尤其是增訂本和續編，蕭三介入了良多詳細的編選任務，在和中青社編纂的良多往來手札中都有表現。1980年12月10日蕭三致信李裕康就提到良多編選的細節：
此刻將檢閱校對完了的“反動義士詩抄”（續集）的手稿所有的寄還您處。我一個個義士的簡歷，一句句他們的詩句，都看過了，有的做了修正（顯明的過錯），有的作為題目提出來，請你們再考慮、研討一番，是為至要。
秦末農人起義的魁首二人的姓名，我一貫了解的是陳勝、吳廣，但也了解，有人寫作“陳涉、吳廣”，畢竟為何寫法，請問周振甫同道決議。
萬萬不要出像再版“詩抄”（修訂本）那樣的過錯。
1980年4月22日，蕭三致信中青出書社文學編纂室，異樣提到了續編的一些詳細題目：
長沙梅嘉陵同道的“反動義士詩抄補遺”所有的寄來已有好幾天了。病中（近日鬧腸胃炎病很兇！）看了一遍。詩末都附有闡明，去路明白。詩也有些好的，次好的，行動傳播的。固然賀錦齋的十四首，該省的《芙蓉》雜志曾經頒發了，但賀還有幾首未頒發的和行動的。共有九十多首。再加上聞一多、郁達夫的詩（二人雖非黨員，但都是愛國志士，尤以聞為最，可稱“師長教師”，而不似其他義士稱“同道”）——我果斷主意加上！則滿可以作為第二集或許補遺出書。
這項任務請你們派定義務編纂，先把資料××，再找吉鴻昌那首詩以及有價值的詩。或作第二集、續集都憑決計，我只求恢復聲譽。序文要年夜年夜縮減。這本詩集我當然也要干預干與。只是不克不及如1962年有那么多的精神而已。
信中“我只求恢復聲譽”這句話，指的應當是蕭三的簽名題目。《反動義士詩抄》有的版本沒有署“蕭三主編”。尤其是1978年的重印本沒有標明蕭三主編，蕭三是不滿的。蕭三和老婆葉華1967年被捕進秦城牢獄，1975年出獄后情形才得以惡化，但直到1979年才平反。這段時光蕭三一向為本身的平反和聲譽題目奔忙，并致信毛澤東、周恩來、王震、專案組等。在這個恢復聲譽的要害時代，蕭三對《反動義士詩抄》沒有簽名“蕭三主編”是有興趣見的，但中青社也實屬無法。1980年1月3日中青社引導專門致信蕭三停止說明：
來信收到。從信的口吻來看，您有點生我的氣了，惋惜是洪流沖了龍王廟，由於我們在束縛初期就熟悉，您的遭受我很同情，加之我差一點被排斥失落，所以我對一切遭到危害的人很是同情。所以，我一貫是替您措辭的。例子如下：
一、《反動義士詩抄》再版發稿時，我特殊告知責編該稿的同道，此書是您主編的，若有能夠，必定要放上您的序文及主編名字。他們立即派人到有關部分往請示，惋惜那時您的題目未最后處理，是以未能放上名字。
二、我聽到新華社播送了您的名字后，即寫信向您慶祝并往探望您，寫了一篇報導交給《中國青年報》，不久他們就排出校樣，但后來該報副刊擔任人對我說，預備慢一點見報。
三、我持續造言論，向湖南出書社推舉出書您的講座場地詩集；向天津百花文藝出書社，提出出書您的散文集《人物與留念》。此事我既向百花寫信，又行動上跟他們談過。
四、我給《出書任務》寫文章，目標是讓人們不要勾消該書的主編及義務編纂的功績。義務編纂劉令蒙是被整失落的，至今查不到他的著落。至于我的文章有寫得不敷的處所，緣由是我對該書編纂的全經過歷程清楚得不周全。很對不起。
五、我給另一個刊物寫了一篇文章，說中青社的滯銷書之一《反動義士詩抄》是由您主編的，該文尚未頒發。
六、《出書任務》頒發了我那篇文章之后，我正式寫信給青年報副刊擔任人，提出將有關您的報導見報。他們已回德律風給我，批准刊載該文。
中青社為了及早讓簽名蕭三主編的《反動義士詩抄》面世，采用了重印1978年版本的方式，在1980年重印了簽名“蕭三主編”的《反動義士詩抄》。李裕康致蕭三信中專門說起這個題目：
為了讓此次加上“蕭三主編”的重印本及早與讀者會晤，就應用七八年版本的紙型重印，至于昔時因情形不明而臨時抽調的詩，在續集中支出。所以此次重印本的“序文”第十頁下端加了個注：“瞿秋白同道的遺詩將支出《反動義士詩抄》續編中。”如許做了闡明，就不至于產生誤解。
為什么應用原紙型重印可以出得快呢？是為了防止從頭排字影響出版時光（不然來歲上半年也紛歧定能印出來）。至于“序文”得以重排，是由於不影響版面，而詩文中要補進幾首，就無法應用原紙型。這些排字和印刷任務中的艱苦，是一言難盡的。
蕭三固然很是重視本身的簽名權，但不是為謀取小我聲譽和經濟收益（他把編纂《反動義士詩抄》的編纂費所有的上繳），而是想在人生暮年恢復政治聲譽，解脫“蘇修間諜”的臭名。《反動義士詩抄》的介入者都是出于反動的幻想、對義士的反動感情而介入編纂任務的，主編蕭三“平生都在宣揚逝世難義士，簡直代表他們不斷地收回血染的召喚”[19]。杜谷讀到這些用鮮血與性命譜寫成的義士詩歌后，“憑著詩人的敏感與熱忱，開端有興趣識地搜集”。在94歲時，杜谷依然委托人打德律風向中青社訊問：《反動義士詩抄》“在經過的事況了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后，此刻的情形怎么樣了？能否還在再版？昔時的選題謀劃和他親筆所寫的審讀陳述，以及老一輩反動家（如董必武、謝覺哉、郭沫若等）為《反動義士詩抄》所提的詩詞手稿能否還保留著？”[20]對于良多人來說，經由過程編纂《反動義士詩抄》得以介入到平易近族汗青建構的過程中，也是一份高尚的政治聲譽。
三 讀者介入和《反動義士詩抄》的意義生孩子
《反動義士詩抄》刊行量宏大，報紙上登載了《反動義士詩抄》增訂本出書的新聞后，“很多人對這部‘用性命和鮮血寫成的詩集’產生了濃重的愛好。簡直天天有人來問這本書。非論是日常平凡愛詩的人，仍是日常平凡不愛詩的人，都成為熱情的讀者”，並且“很多人不是為了‘進修寫詩’而買這本書，而是為了‘進修做人’而買這本書”。[21]蕭三在聚會場地1962年增訂本的《再致讀者》中說，“第一次印刷了十萬冊，不到半月就被爭購一空。七、八月又增印了三十二萬冊。為了知足讀者的需求，西南、東北各地都先后翻印了這本書。據不完整統計，一年之內總共印行了六十多萬本，但依然求過於供舞蹈教室。此外，播送、電視、各類會議上……都常常朗讀義士們的這些遺著”[22]。
《反動義士詩抄》的讀者浩繁，但他們不只是主動的受眾，也是主要的闡釋者。作為一本具有明白反動教導和階層教導目標的詩選，讀者的闡釋也介入了這部詩選意義生孩子的經過歷程，大批的讀者來信尤其是此中對義士詩歌的感觸感染組成了“記憶之場”的構成部門。中國古代文學館館躲的一些讀者寫給蕭三的信驗證了這一點，尤其是教員、先生的信中都比擬分歧地確定了《反動義士詩抄》的教導意義。北京七十一中高一（2）班的田樂1963年3月30日致蕭三的信中，表達了對殷夫的敬佩，并向蕭三追求一些關于殷夫的材料：
比來我看了您主編的那本“反動義士詩抄”，在那一篇篇佈滿浩氣的赤色的詩篇中，殷夫的詩尤使我激動。他變節了本身的革命家庭，仍然走上了艱苦的反動途徑的精力，他的果斷的反動態度給我留下了極深入的印象。
此刻，清明節就要來了，我們預備到留念碑前為義士們省墓。同窗們都在積極地彙集義士們的業績，而我預備彙集殷夫同道的一切業績。可是我此刻獲得的資料很是少，假如把義士生前的一切的可歌可泣的業績比作年夜海的話，那我僅僅獲得了這個年夜海中的幾滴水。我想，獲得如許的一個年夜海的話是有些不成能，但我至多想多得幾滴海水。
黑龍江公營克山農場後輩黌舍的教員謝克勤1963年3月2日致蕭三的信中也表達了本身讀《反動義士詩抄》“深受激動”“異常沉寂而敬仰的心境”：
正如謝老在題詞中所談的，義士詩抄真是“句句是詩，字字是血”。讀了這些詩文，又受了一次最深入的階層教導和傳統教導，我要加倍珍重明天的幸福生涯，加倍酷愛我們巨大的黨，并為義士所尋求的工作奮斗終生。
我常常在講授中引述義士業績和詩文，向先生停止時令教導、階層教導和酷愛黨、酷愛社會主義的教導，收到了很好的後果。今后我決計持續以《反動義士詩抄》教導先生，使他們了解曩昔，了解明天和今天。以反動義士的共產主義精力和為反動捨身殉難高尚意志武裝青年，使之成為白色的“后來人”。
蕭三也在1963年4月2日回信中說，“您酷愛反動義士的遺作，并常常拿這些詩歌教導青年（也教導本身），這是很好的，此刻的青年應當了解曩昔，了解曩昔反動的艱巨困苦，才會珍重此刻，想到未來，才會好好的向義士們、向雷鋒進修，作為雷鋒式的青年”。
讀者的這些闡釋和感觸感染使得《反動義士詩抄》完成了“留念逝世者、鼓舞生者”的目標，也是義士在當下“回生”的證實。別的，讀者看法也是編纂《反動義士詩抄》的主要參考和根據，由於讀者不只是闡釋者，也是批駁者，在一些詳細環節好比版本的變更以及基礎現實的認定等方面提出了不少看法。有讀者針對“本社編”《反動義士詩抄》1978年重印本提出批駁：
中國青年出書社出書的《反動義士詩抄》是很受讀者接待的一本好書。但以1978年十月第六次印刷的《詩抄》與1962年六月第二版比擬，則很感減色。本來該書簽名“肖三主編”，且有肖三的《致讀者》（代序）和《再致讀者》（增訂本序），都被刪往。本來詩后常附義士親朋或編者所寫的一些材料，如《李年夜釗同道二三事》（賈芝）、《夏明翰同道傳》（謝覺哉）、《彭湃同道與反動歌謠》（譚達光）、《葉挺將軍的詩》等，也都刪往了。更使人疑惑的是還刪往了瞿秋白、高君宇等義士的詩，也沒有任何的補充。只是有些文字，在新版中作了矯正（如蔡瑾磺改為蔡濟黃）。
在這位讀者看來，1978年的重印本是一種發展，遭到了“前些年林彪、四人幫的流毒的影響”[23]。還有讀者對1962年的增訂本的出書方法提出看法，以為固然增訂本“版型擴展，插圖優美，真叫人愛不釋手”，但1959年的第一版“要若何處置，難免難堪起來”，由於第一版里的詩、注在增訂本里修改未幾，版本價值曾經不年夜了，“留下吧？顯得多余；送人吧？也分歧適”。是以讀者提出“把增訂本所編進的詩、注另出一本（版型無妨和第一版的雷同），和增訂本并行刊行，讀者可擇其便自行選購，如許既堅持了第一版的版本價值，還節儉紙張，又削減讀者累贅”。[24]
張青超在1963年1月13日致蕭三的信中提出了《反動義士詩抄》所收瞿秋白的《曲的束縛》的作者回屬題目：
在您編的“反動義士詩抄”的修訂本上，有瞿秋白義士的“曲的束縛”一詩，我認為尚可存疑。這首詩我起初曾在魯迅師長教師的偽不受拘束書中見過，那是偶爾翻到的，后來讀那本詩抄，曾覺得驚訝，后來不知為什么就確信了是秋白義士寫的；但是今夜我再讀魯迅師長教師的偽不受拘束書時，在后記中有如許一段文字：“那時我想關于曹今可我固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束縛’里確曾觸及，也允許稱為欺侮吧……”惹起我的疑慮。我是信任您及餐與加入編纂詩抄的同道們，是不會毫無依據的就斷定是秋白義士之作的，但我更信任以魯迅師長教師的巨大人格而論，他是盡不會將他人血汗據為己有的，又因我年紀小，文明太低而讀的書又太少（這也是當然的），所以不敢也不克不及自負本身對此的判定的對的性。所以這些只能使我臨時存疑。
現實上，《曲的束縛》是魯迅和瞿秋白一起配合的產品。據許廣平的《魯迅回想錄》和《魯迅年譜》，包含《曲的束縛》在內的十二篇文章都是以魯迅的名義頒發的瞿秋白所寫的文章：“在他和魯迅會晤的時辰，就把他所想到的腹稿講出來，顛末一度交流看法了，就修正或彌補或變換內在的事務，然后由他執筆寫出。”[25]這些文章“包括有魯迅的一些不雅點，并顛末魯迅修正，請人繕寫，用魯迅的筆名頒發”[26]。所以這篇作品往往被分辨收到魯迅和瞿秋白的著作中。
謝克勤在致蕭三的信中對何叔衡遇難的詳細時光提出了疑問，以為《反動義士詩抄》“不該有涓滴忽視之處”：
有一個處所想提出來問問，即：何叔衡同道遇難的詳細時光。（增訂本）154頁寫的是：“于1935年2月”，160頁謝老《憶叔衡同道》中也是“1935年2月底”，兩說無異。獨183頁楊之華同道《憶秋白》一文中開首便說：“1935年4月中旬，秋白和鄧子輝、何叔衡同等志……”看來有些牴觸，哪說對呢，我不清楚。
蕭三在回信中認可是“我們的忽視”，并決議“重版時更正，即他就義的時代是1935年4月中旬，而不是2月”。在后續的版本中，何叔衡的就義時光改為了“1935年4月25日”。
《反動義士詩抄》的影響普遍還由於它被以各類分歧的方法停止瀏覽和傳佈，此中不少詩歌被選進教材，至今依然是中小學重點瀏覽的作品之一且“反動義士詩抄”還以詩歌陳述會、朗讀會的情勢傳佈，[27]一些詩作被譜曲傳唱，如施光南的《反動義士詩抄 聲樂套曲》（音樂出書社1963年版）、楊靖宇的《中朝平易近族結合抗日歌》、黃勵的《工人苦》、彭湃的《休息節歌》、林基路的《階下囚歌》等也曾被普遍傳唱，成為“高亢的反動歌曲”[28]。《反動義士詩抄》甚至被改編為字帖、書法作品，如《簡化漢字小楷字帖：反動義士詩抄二十二首》（文字改造出書社1961年版）、《反動義士詩抄書法作品選》（長城出書社1985年版）等。《反動義士詩抄》中的版畫插畫也常在展覽中展出，在1962年增訂本中增添的李樺、古元、彥涵三報酬義士所畫的版畫，“使人們企盼了李年夜釗、瞿秋白、方志敏、鄧中夏、彭湃等反動義士的不朽的抽像”[29]。
跟著冊本史研討的深刻，讀者不再被視為主動的接收者，而是冊本研討的主要原因，由於讀者的存在，冊本的任務才幹得以完成。“人們的設法和不雅念是如何經由過程印刷品獲得傳佈的，瀏覽又是如何反過去影響人們的思惟和行動”[30]，異樣是我們面臨《反動義士詩抄》時需求重視的。《反動義士詩抄》的讀者貫串于這本詩選的出書史，恰是一代代讀者的瀏覽，和他們不竭地再現、闡釋和再生孩子，《反動義士詩抄》才沒有由於時期的變更而掉往價值和意義，并成為今世中國的“正典”，取得了永恒的價值。
結語：冊本發明汗青
冊本不只僅是一種載體，它不是通明的、主動的，固然冊本是社會、汗青的產品，但同時也是“人們用以傳佈不雅念、記載記憶、書寫故事、行使權利、分派財富的東西”[31]，是以汗青在發明冊本的同時，冊本異樣也在發明汗青。《反動義士詩抄》經由過程“義士”與“留念”，和其他的“記憶之場”一路再現了汗青，汗青經由過程這些詳細的“場合”變得無形、可以觸摸，而“汗青在凡是意義上代表著國度，正如國度重要是經由過程汗青來表達自我一樣，它經由過程黌舍和時光，成為我們所有人全體記憶的框架和模子”[32]。如許的框架和模子也貫串于《反動義士詩抄》的生孩子、傳佈和闡釋的經過歷程中，不竭拉長“記憶之場”的汗青。直到明天，仍有良多人談到青少年時期瀏覽《反動義士詩抄》的深入記憶，以及對他們人生不雅和世界不雅的影響：“我孜孜不倦，在休息的間隙，在打谷場上，在出工路旁，我千百遍誦讀那綺麗的詩篇，沉醉在那悲壯的意境里。我忠誠地把一切詩作抄在日誌本上，并特地把河南籍義士楊靖宇、吉鴻昌、李貫慈的遺作貼在墻上”，在這以后的歲月里“碰到波折坎坷”，“遭遇波折郁悶難過時”，總會想起這本書。[33]如許的感觸感染也組成了幾代人配合的記憶。這也是蕭三編選《反動義士詩抄》的初志：他深信讓義士們“站起來，本身措辭”，並且以詩的情勢“會比他回想和描寫的分量年夜一千倍一萬倍”。[34]
注釋：
[1]拜見吳昊《〈反動義士詩抄〉的出書、版本與反應》，《詩摸索》2022年第1期。
[2]拜見趙小波《毛澤東對反動義士的愛崇表揚及其意義》，《湘潭年夜學學報》2019年第9期。
[3]毛澤東：《論結合當局》，《毛澤東全集》第三卷，國民出書社1991年版，第1098頁。
[4]“記憶之場”是法國汗青學家皮埃爾·諾拉發明的概念，他在主編的《記憶之場》中切磋了記憶之場如標志性建筑物、教導、留念運動等若何塑造法國的“公民認識”，是說明汗青與記憶等題目的主要實際。拜見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法國公民認識的文明社會史》，黃艷紅等譯，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
[5][6]蕭三：《致讀者（代序）》，《反動義士詩抄》，中國青年出書社1959年版，第3、1頁。
[7]吳昊在《〈反動義士詩抄〉的出書、版本與反應》（《詩摸索》2022年第1期）中對此有較為具體的闡釋。
[8]魯非：《〈反動義士詩抄〉新舊版的比擬》，《唸書》1980年第2期。
[9]拜見秦晉《勉從一筆寫赤忱——為蕭軍頒發〈八月的村落〉八十周年而作》，《光亮日報》2015年12月17日。
[10]拜見戴和圣《張愷帆獄中詩詞的鐵骨赤忱》，《進修文苑》2024年4月5日。
[11]《反動回想錄深受青年群眾接待 印行總數跨越兩萬萬》，《光亮日報》1962年5月4日。
[12]蕭三：《致讀者（代序）》，《反動義士詩抄》，第15頁。
[13]《“反動義士詩抄”和“反動平易近歌集”》，《光亮日報》1959年4月5日。
[14][15]艾生：《紅旗飄飄編小樹屋纂部表裡》，《國民日報》1961年11月15日。
[16]杜谷：《杜谷詩文選》，四川國民出書社2016年版，第193～194頁。
[17]王久安:《從不雅看“義士留念日”留念典禮想到〈反動義士詩抄〉》，《杜谷詩文選》，第334頁。
[18]吳昊：《〈反動義士詩抄〉的出書、版本與反應》，《詩摸索》2022年第1期。
[19]肖維佳：《蕭三與〈國際歌〉與〈反動義士詩抄〉》,《新文明史料》1997年第3期。
[20]王久安：《從不雅看“義士留念日”留念典禮想到〈反動義士詩抄〉》，《杜谷詩文選》，第333～334頁。
[21]柏生：《冊本和讀者之間——王府井新華書店見聞》，《國民日報》1962年7月27日。
[22]蕭三：《再致讀者》（增訂版序），蕭三主編：《反動義士詩抄》（增訂版），中國青年出書社1962年版，第16頁。
[23]魯非：《〈反動義士詩抄〉新舊版的比擬》,《唸書》1980年第2期。
[24]堅毅：《堅持版本價值》，《國民日報》1962年8月10日。
[25]許廣平：《魯迅回想錄》，北京結合出書公司2021年版，第111頁。
[26]李何林主編：《魯迅年譜》（增訂本）第3卷，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年版，第397頁。
[27]拜見《北京市各級共青團組織采取多種情勢 對青年加大力度反動傳統教導和階層教導》（《光亮日報》1963年1月14日）、《把宿舍變為培育反動交班人的課外陣地 貴陽師院先生宿舍佈滿反動生氣》（《光亮日報》1964年4月3 日）、崔維華《對的領導先生的課外瀏覽》（《光亮日報》1964年5月3日）等報道。
[28]晴和：《為反動義士的詩作配曲》，《國民日報》1964年1月11日。
[29]《以分歧的畫法奇特的作風表示各類題材 “插圖藝術展覽”在京揭幕 二百幅插圖和冊本封面惹起不雅眾的愛好》，《國民日報》1962年3月13日。
[30]黃敏蘭：《羅伯特·達恩頓的冊本史研討》，《史學實際研討》2012 年第4期。
[31]韋胤宗：《瀏覽史：資料與方式》，《史學實際研討》2018年第3期。
[32]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法國公民認識的文明社會史》，黃艷紅等譯，第51頁。
[33]趙亞山：《我的〈反動義士詩抄〉》，《國民日報》1999年9月17日。
[34]肖維佳：《蕭三與〈國際歌〉與〈反動義士詩抄〉》,《新文明史料》1997年第3期。